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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二的证成与我国《宪法》第101条第2款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之选举的解释有关。
笔者认为，学者对较大的市的解释过于草率，使业界普遍产生了辖县地级市违宪的错觉，严重违背了宪法解释的合宪性推定原则。在规范语句中，有权一词修饰的行为大多处于或然状态，如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非指被告人对辩护的获得必将发生，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决定也不是说不适当的决定就一定会被改变或撤销。
[47]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下辖儋州市人民法院、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临高县人民法院、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东方市人民法院、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和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7个基层人民法院，无对应地级市或地区建制。例如，汉江中级人民法院的设立在湖北省和天门、潜江、仙桃3个省直管市之间，它对应的本级就是省级。与地方人民政府较明确的设置规则不同，我国《宪法》并未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之地方所指为何，这使得地方人民法院与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仍待厘清。[14]但是，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中，刘少奇曾对产生作出了与此相反的解释，他认为产生只能是直接产生。后款组织由法律规定则进一步确证了前款法律保留的意涵。
此外，在实践中还存在某些县级行政区划不设立对应基层人民法院，而是由数个区县共享一个基层人民法院的情况。在未来，应当围绕地方人民法院设置中的合宪性问题，对法院组织法进行针对性调整，以实现我国法院组织体系的法治化。洛克以自然法、自然权利、自然正义为基础，成功塑造了人的新形象与概念，并为西方人权奠定了基于基督教的天赋性和理性基础，而在终极层面西方人权则是从上帝那里获得了天赋性和理性气质。
而近代之后的中国知识界曾尝试借西方人权开出新文化、育成新国民、建成新国家，却无功而返。唯一改变的是国家元首不再是世袭而是在名义上由国民选举产生而已。反过来，也可以说是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历史与文化缔造了不同禀赋性情和偏好取向的人。康德认为理性人自己能够借助纯粹理性给自己立法，它不是任何经验性的事实，而是纯粹理性的唯一事实，纯粹理性借此而宣布自己是原始地立法的（sic volo, sic jubeo）。
[13]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载《求是》2022年第12期，第9页。[18]在世俗世界中，西方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就受控于由双城论引伸而出或者是假托双城论而获得正当性的教权与王权、教会与国家二元对立机制。
这意味着当代中国人权不仅实现了对西方个人本位人权观的超越，也跳脱出了教条集体主义、抽象人民性的羁绊。文化大致可以区分为四层，即物态-实体层、制度-规范层、行为-习惯层、心理-价值层。[47]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宪法性文件一律不采人之权而采人民之权的概念，而《中华民国宪法》在人民的自由权利体系上施加的种种限制更是对西来人权观念予以否定的进一步加强。人的概念是人权的价值基础，或者说，人权的意义还需要由人的概念去解释。
三、规范世界中人的规定生活世界中人们的行为与行动方式的转型离不开理念的激变、刺激与化育，但更直观有效的是制度与规范世界的强制与规制。制度与规范是应当与是两种判断往复沟通后折衷妥协的产物，在其中，人的形象与概念预设就不是可以自由建构的，更不是可以随意解释的，因为这一人的形象与概念是规范性的，只能基于规范教义学予以融贯性解释。[44]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第5条、第6条、第7条。规范世界是理念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必经连廊。
而在中国，群本位转向个人本位是断然没有可能性的。在主观权利理论备受质疑和挑战的今天，主观权利话语体系已经不能覆盖所有的客观法规范，在裸露之处只能以客观法话语来填补。
而与此同时，坚持以人为本、奉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强调人人充分享有人权等原则与前面强调的人民性原则同步提升。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等原则更加凸显。
[11]参见徐行言主编：《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61]参见齐延平：《数智化社会的法律调控》，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1期，第80-82页。文化学家泰勒给出了文化的经典定义，他认为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50]将有价值的事物设计为法上主观权利性规范还是整体保障性规范，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手段与策略问题。宪法法律中的全体还可细分为整体性的人民以及依据共同利益、共同目标结成的团体和依据客观属性划分的种族、民族、长者、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类体。古希腊理性气质、希伯来宗教情怀共同孕育了西方的宗教人形象，这一形象是诞生在神-人二元思维胎盘上的。
将人民有……之权条款全部修改为人民依法律所定，有……之权。[58][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8-39页。
[38]萨特指出：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共在存在人不再是抽象的、孤立的自在，而是基于互动关系的共在。
行为-习惯层带有鲜明内化和惯性特征，即使经年累月亦不见得能够有较大改变。本来应该从生活与文化出发来论证人权，理论界却往往喜欢颠倒性地以人权来裁剪生活、论证文化。
当代中国人权的伦理公式是由个人对他者的责任推导个人权利，而非西方的由个人权利推导个人对他者的责任。伴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学东渐，人权思潮在中国思想界风起云涌，但是1912年3月11日实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中，并未出现人权之概念，自由与权利的主体不是公民个人而是人民。该部宪法在章节布局上先规定国家机构然后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奉行优先保障国家、集体再行保障个体、私人利益原则，规定组织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走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七条），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第十条），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第十四条），等等。在制度与规范层面，设定权利还是加载义务都不过是一种技术安排，这一安排的正当性和有效性都必须要立基于社会责任伦理之上。
其次为制度-规范层，看似历史悠久的制度与规范在新观念和革命思维面前往往不堪一击。[30]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页。
[26]在他那里，自我不仅是反思的主体、认识的主体，同时更是行动的主体。注释:[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8页。
[9]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进入专题： 当代中国人权 。
陈帮峰指出：在自然法理论鼎盛时期，主观权利被视为客观法的来源，所有客观法规范都可以使用主观权利话语来解说。[21]洛克指出，在自然法的范围内，人们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因为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之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22]。源自于中国生活世界的中国人观念预设的缺失，导致了中国人权理论研究的失向。生活世界中人的形象是自在的，人权根源于生活世界中的人，中国人权建基于人的中国性。
近代以降，西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在实力、能力、武力方面明显技高一筹，西方文明就自然地被视为是整个世界文明化的方向。其中的根本缘由在于西方人权的人学预设与中国人的生活以及关于人的观念都是不一致的，甚至是根本对立背反的。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的真实原因恰恰在于缺乏对自己头脑中固有人权前见的反思。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
[16]人权学者屡屡尝试将西方人权理念嫁接于中国社会与文化之上，但总有牵强附会之感，总是难以自圆其说，其缘由就在于中国的人权理论研究没有以中国为中心、没有以中国为方法。[32]同前注[29]，王晶文，第22页。